有学问，有文采，有热心肠的学者

——欣赏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

作者：醉酒探花

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名篇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，学生时代听课时只停留于表面，而今再读时，才悟出几分这篇演讲后梁启超先生的“有学问，有文采，有热心肠”。我欣赏与分析这篇文章的方法是知人论世，不仅是主人公梁启超先生的，还有作者梁实秋先生的。

本文最初收录在1963年梁实秋文集《秋室杂文》中，梁实秋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演讲发生的40年后，距离梁启超去世也近30年。此时作者梁实秋与当年演讲时的梁启超年纪相仿，人生脉络也十分相似，也正是经历了对政治的失意而转向学术事业后，“突然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，笔而记之”。

主题说

要说梁启超的“有学问、有文采、有热心肠”，不止于这次演讲。这篇演讲的题目是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》，地点在当时的清华学校（今清华大学）。

先看此次演讲的内容设计。从网上的梁启超先生此次演讲的原文来看，先生所演讲的内容大都脱不掉激昂悲壮之调，但文中作者只给我们详细展示了讲演的三次内容，如何从这三次讲演内容中看出先生“有学问、有文采、有热心肠”，下面进行详细分析。

讲《箜篌引》。他首先讲了一首古诗：《箜篌引》。这是一首怎样的古诗？

公无渡河。

公竟渡河！

渡河而死；

其奈公何？

箜篌是一种古老的乐器，有点像现在的竖琴，但发出的声音非常凄凉悲怆。细细读来，诗中的悲怆不禁让读者也深感悲痛。诗中的两个人，一个硬要渡河，一个劝诫不要渡河。然而面对涛涛黄河，那个渡河的人没有听从他人的劝告，宁舍身赴死也要渡了河，最终葬身于黄河之中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气概？这简简单单的四句十六字诗，经梁启超一朗诵，再经他一解释，活画出一出悲剧，其中有起承转合，有情节，有背景，有人物，有情感。以致作者梁实秋在听到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，顿时忆起，不禁哀从中来。能把一首诗活画出一幅画来，此处梁启超飞扬的文采与深厚的文学功底可见一斑。

但在广大青年学子面前，梁启超为何会选择如此悲壮的一首诗作为开头呢？其实若是对梁启超熟悉，或是学过近代历史，不难想到青年时的梁启超正是有着这渡河人一斑的气概。这个“公”其实就是梁启超自身的写照。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时期，梁任公主张“变法图强”，但这一变法却严重危及到了封建贵族以及顽固派的利益，连慈禧太后也加以阻止，但梁任公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，为救国，仍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所以，他以这首悲壮的古诗来开头，其实就是他对那个时代的隐喻，来表达自己以及力图“变法救国”的革命志士们在危急关头那份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的雄心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先生的演讲在时隔二十多年后，仍能叫人记忆犹新的原因吧。

讲《桃花扇》与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在讲解诸多的诗词后，当他讲到他最喜爱的《桃花扇》时，“竟痛哭流涕，不能自已”，这里让听者为之一震。《桃花扇》原本是悲叹明朝灭亡的一本戏曲，在诸多读者读来，有悲叹之情既是人之常情，但梁启超先生读来为何竟能在广大师生面前“竟痛哭流涕，不能自已”，情绪失控到极点，这让我们惊叹，也不禁深思，难道就只因为他对文章理解得透彻，感悟得较常人强烈吗？或许不是。

《桃花扇》是清代孔尚任的戏曲。鲁迅评价它是：“用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。”它是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悲叹明朝灭亡的戏曲。

高皇帝在九京，不管亡家破鼎，那知他圣子神孙，反不如飘蓬断梗。十七年忧国如病，呼不应天灵祖灵，调不来亲兵救兵；白练无情，送君王一命。伤心煞煤山私幸，独殉了社稷苍生，独殉了社稷苍生！

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。朱元璋打下的天下，建立起的大明王朝最终在他的“圣子神孙”这里殉葬了。由此可知此处的“圣子神孙”是谁了。他便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。崇祯皇帝其实是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。众所周知，明朝是宦官专权非常恶劣的时期，特别是越往后，宦官的势力越大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便立即铲除了当时拥有最大权利（甚至危及皇权）的太监魏忠贤的势力，希望国家能强盛起来，这在明朝可算是一大壮举。除此之外，他在位17年间，不溺于声色犬马，而是勤勉辛劳，但即便如此，也只可惜当时明朝大势已去，积重难返，江山移人，再大的王朝已注定要逝去了，而崇祯皇帝自己也在清兵攻进北京城后自杀身亡。

崇祯皇帝死去离梁启超所处时期已近300年，可以说和梁启超是没有关系的，可为什么当梁启超读到“高皇帝在九京……”时却是“悲从中来，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”，他究竟牵动了先生内心怎样的伤痛呢？要说，先生如此悲伤，绝不是因为崇祯帝，我们回顾历史，由此想到了谁？谁的命运同崇祯皇帝相似？光绪帝。

光绪帝其实也是一位很想有作为的皇帝，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他深知“非变法不能救国”，于是决心变法图强，便与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一大批有学之士进行变法维新，可他即使亲政了，也没有皇帝的实权，而是慈禧太后仍然掌握着国家大权。他们的变法严重触及了封建贵族和顽固派的利益，因此在他下令变法维新之时，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，光绪帝被囚，戊戌变法失败，而他们“力图振作”的愿望也始终无法实现。所以，梁启超先生在此处“悲”，正是他由崇祯帝想到了光绪帝。他“悲”的是自己追随的皇帝，悲的是国家的衰亡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梁启超热血的爱国之心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当先生讲到杜甫的诗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讲到那种失地收复的胜利之时，他在广大青年学生面前“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”时的心情了。演讲到这里，梁启超的那种真性情在大众面前可谓是一览无余。这也正成了他受广大青年学子无比喜爱与敬重的又一个原因。

众所周知，早年的梁启超热身于政治，领导参与戊戌变法、云南起义等，希望 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改变中国，但后来他意识到这种思想在中国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。接下来的时段他站在保皇主义一派，在一段时间内他的政治受到了一定的争议与批判（只是基于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争议，现在已经有了客观评价）在政治上失意到了极点，从而转身于教育。虽然绝意仕途，但晚年的他仍没有失掉青年时的热血与气概，致力于教育研究，致力于用思想、用传统文化教育激励广大的青年学生，用这种演讲的方式教育和影响青年学生，而不是以其他什么方式。他改变了改变中国的方式，可他的真性情，他炽热的爱国心是不变的。因此，我们说梁启超先生是一个“有学问、有文采、有热心肠”的学者。

再回过头整体来看先生讲演之时所选用的诗词，都选用了非常悲壮、激昂的诗词，从愿意为理想信念舍身赴死的《箜篌引》，到悲叹理想失败的《桃花扇》，再到为胜利“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”的杜甫诗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先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流露，他为国而悲，为国而笑，他的这种真性情和爱国热情难道不就是他的热心肠吗？经过他的朗诵、讲解，从而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和听众，而所谓的“学问、文采、热心肠”至此都体现了出来，无处不透着梁启超深厚的学问、飞扬的文采和不拘一格的真性情！

这便是他为世人敬仰之处，也是这篇课文的动人之处。若讲解时只单单局限于课文的形式和浅层的意蕴，那便有失这篇课文的意趣了，也失了语文课文教学的意趣。其实一直觉得：成功的语文教学除了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，更在于让学生听课后能自主爱上语文，自主探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。

创作说

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。学习这篇文章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：作者的创作来源和意图。这是一篇祭文，又是一篇感悟。

一

祭文主要是为了哀悼、祷祝、追念死者生前主要经历，颂扬他的品德业绩，寄托哀思，激励生者。梁启超的一生可谓叱咤风云，影响巨大，但他逝世时却没有人著文来颂扬他的品德业绩。

文中所记载的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关于《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》的演讲准确发生在1922年，彼时，梁实秋19岁，正是清华大学里一名普通学生，而梁启超刚满49岁，已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人物。梁实秋和那时候的其他青年学子一样，“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”。但是梁实秋没有在“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”后写下此文以抒胸臆，也没有在7年后也就是1929年梁启超去世时写下此文以示怀念。相反，此文最初收录在1963年梁实秋文集《秋室杂文》，这已经是演讲发生的40年后，距离梁启超去世也近30年。梁实秋实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，1929年先生去世时，他竟未著一文，其中是否有难言之隐?

这是无疑的。梁启超逝世时是1929年，此时国民党实际上已完全掌控全国，而梁启超与国民党在历史上的过节使得他的弟子们（梁实秋、徐志摩等）在纪念梁启超时心存不少顾忌。他是一位伟人，但这位伟人也有历史“污点”。梁漱溟曾记载到梁启超一生有两大污点:一是客观上存在着“助封为虐”的过错，在袁世凯解散中华民国国会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；二是“护法运动”之所以引发，国家之所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，梁启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梁启超的“污点”还在于：一在袁世凯窃国后，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竟一时屈身事袁；二在孙中山逝世时，他发文感叹孙中山“为目的不择手段”，引起了青年人的不满。这些历史“污点”让梁启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遭受着指责和批判。因此，在他逝世而又正逢国民党当政时，即便他有再大的功绩，想发表追悼他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。

直到二十多年后，一篇以“怀念学者梁启超”为名头的纪念文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才出来。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在《寂寞身后事—时人眼中的梁启超》一文中写道:

梁启超1月19日病逝，第二天，其晚年“最爱护的学生”(胡适语)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，商量《新月》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;三日后又追加一信，仍谈此话题，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，“三月十日定须出版”……已经答应作文的有徐新六(曾随梁游欧，即以此为题)、梁实秋(原清华学校学生)，徐并向陈西澄、闻一多约稿，新月派的主力都被动员起来……而其结果，除了梁实秋留下赴台湾后写作的《记粱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等文，余者尽付阅知，甚至连热心操办纪念专号的徐氏也交了白卷。

由此可见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的确是一篇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祭文。

二

在写作背景处已经简单提到，这是作者梁实秋在对政治失意而转向学术后的感叹之作。

如果说梁实秋只是忆起梁启超，想谈谈他的学者老师的风采，为什么却触的是茅津渡的景，感的是种种斯人不在以外的悲痛?

诚如梁实秋在文末所写:“有学问，有文采，有热心肠的学者，求之当世能有几人?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，笔而记之。”这次演讲的题目是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》，梁启超在讲这次演讲时，共引了157篇诗词歌赋，而梁实秋却偏偏只记起，或者说只选择了《箜篌引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这三篇，三篇都出自“奔迸的表情法”。这一节，其中，一篇讲丧夫之痛，一篇写亡国之痛，一篇既写亡国之痛又写光复之喜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梁实秋的这种记忆或者说选择都不能算巧合。

茅津渡在何处，一个渡口为什么会激起梁实秋对梁启超的思念?

诚如梁实秋在文末所写:“有学问，有文采，有热心肠的学者，求之当世能有几人?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，笔而记之。”

茅津渡是黄河三大古渡之一，历史上有多次战争发生在此，其中就包含成语“唇亡齿寒”的典故。梁实秋有所感悟时大约在二十世纪40年代，年龄已四十又几。在此之前，他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并主持翻译委员会，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。抗战胜利后他没有继续从政而选择去北平师大教书。1949年6月，他来到台湾，从政一年后辞职，而后出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。而且早年梁实秋与徐志摩主持新月派杂志时，前者的选文多为胡适的《人权与约法》、罗隆基的《专家政治》类型，后者则更偏向文学。这是梁实秋对政治全然没有兴趣吗?显然，梁实秋是热衷政治的，只是后来绝意仕途。此时他的年龄与受邀来到清华大学演讲的49岁的梁启超相仿。

梁启超何尝不是先从政再治学，因此此文开头，梁实秋就明确写到“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，专心学术”“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，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，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”。两人年轻时同样热衷政治的任务，最后却都不谈政治，人生脉如此相似，两颗相距三十年却年龄相若的心，便靠拢在一起。同时，两个人相仿重叠的命运，又像极《箜篌引》的十六个字:“公无渡河。公竟渡河!渡河而死；其奈公何！”抱着中国文人共有的经世致用的理想，“从政的知识分子或者与体制抗争不断，或者与时代大潮离心离德”，但又多以失败告终。因此，在“渡河而死；其奈公何”之后，在政治抱负的失败和各种流言蜚语偏见误解后，他们理所当然极其珍视自己作为文人学者的身份。而《箜篌引》短短十六个字，经过梁启超一朗诵一解释，以及梁实秋近三十年的感悟，自然就“活画出一出悲剧，其中有起承转合，有情节，有背景，有人物，有情感”。梁实秋先生看似写的是自己老师，实际上更是在写自己，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。于是“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，笔而记之。”

读这篇文章，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，没有澎湃的感叹，或是名言警句做点缀，但足矣让我们如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。